中国上古帝王是如何做政治思想动员的?从《尚书》谈起

机电学院浏览次数:  发布时间:2019-07-12

  孙子强调“上下同欲者胜”,若要达到“同欲”,光靠物质刺激与保障得力,显然是不够的,还需要能使大家团结起来以对抗敌人之精神,点数敌方之罪状以激发士气。那么什么样的思想能够团结人心呢?主要还是要保护己方的“祖宗遗迹”,以及利用敌方的违逆祖制、违逆天命、为虐其民之行激发敌意。而且,一般统帅在做阵前演讲的结尾,还要强调军事纪律,才能显出己方是堂堂正正的威武之师。这类演讲即是《尚书》中的“誓”,即战前统帅训诫士卒的誓词。本文,就是从这类演讲来看争霸时代,君主或统帅如何动员思想。

  《尚书》当中现存的最早的一篇“誓”,是夏启讨伐位于关中地区的同宗有扈氏时所做的《甘誓》,尽管夏朝是否存在至今仍然在学界存疑,不过《甘誓》言辞朴质,可能并非如《虞书》各篇与《夏书》中的《禹贡》一样,尽是战国以后伪作。从这篇誓词来看,夏启作此誓只是针对于六军将领,而非针对全军。开头为了凝聚人心,也借天命申斥了有扈氏之罪状“威侮五行,怠弃三正”,“威侮五行”之含义并非是指干犯了金木水火土五行,而大约是侵凌各方邻邦,而“怠弃三正”则是不使用夏国朝廷的历法了,制定历法,在古代中国的传统中,被视为是天授人之道,以课定生活起居以及工农业生产的时间,所以政权之正统性,与所用历法有很大干系,这就是所谓“正朔”。既然有如此不臣之举,这就是违逆天命加对抗人君了,所以我军要替天行道将其剿灭。接下来的内容,是强调军事纪律,战车左侧的弓箭手不向左方射箭,战车右边的长矛手或戈手不向右方挺击,也是抗命;驭马者做与战马无关的事务,更是抗命。大约因为启面对的都是有资格上战车的高级军官,所以可以强调这些事宜。到了结尾,还提到了赏罚之格,服从命令之人,会在祖庙神主前受到奖赏;不服从命令的人,将在社神(土地神)神主前惩罚。会被降为奴隶,或被杀掉。可见祖先崇拜这种来源于上古生殖崇拜的仪式具有很强的号召性,甚至受赏都要祖宗看一看。而土地神“社”也具有重要性,毕竟天神与地神都与农业生产关系很大。《甘誓》虽短,但军事统帅借天神立命,讨伐敌人并申明纪律,也构成了后来“誓”的基本结构。

  后来汤伐桀之时,又作《汤誓》,在这篇“誓”中,汤就是针对全军官兵发布文告了,开头还是借天命指责了桀的罪孽,而且也提及了一下农事,即属下部众的抱怨“我后不恤我众,舍我穡事而割正”(我们的主君不体谅我们,让我们放下农活去讨伐夏人)。毕竟农业生产的重要性不能忽略。点数夏君之过,汤就更重视夏君对人的冒犯,而非对天的冒犯了,即“率遏众力,率割夏邑”(耗费民力,残害百姓),这种思想,一方面,是因为汤伐桀是以下犯上,必须摆出道义根据方可动武,不比启伐有扈氏是以君命讨不臣,二也是因为民本思想比启那个时代有了进步,所以必须要显现出残害民力为人所不忍之罪状。而且还要用道听途说来的消息加以论证,说敌方民众甚至希望太阳(夏桀狂妄,自比为日,将民众比作月)早点消失,好与太阳一道灭亡。末尾商汤还是提到了将士听命的重要性,因为他这个人主,就是天神的代言人,所以也有权代天行命,惩罚人间无道之敌人,并且对己方将士也做赏罚。

  类似的阵前动员演说辞也见于《圣经》,约书亚在带领以色列各部人民跨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,预备征讨迦南土著时,也是先用神谕与摩西的遗命晓命众人,然后再提及具体事宜要求,唯有有关赏罚之要求,出自于各部首领的答复,而非统帅约书亚所作。

  《尚书》各篇“誓”中,最出彩的,莫过于周武王在牧野之战前所做之《牧誓》,阿发慷慨陈词之时也打扮的十分有范,“左杖黃钺,右秉白旄(牦牛尾)以麾”,首先是列举了纣王这个小受(纣王本名确实为受,“纣”为周人所赠之恶谥)的种种罪状,最重要的一条罪状听起来十分“直男癌”,就是小受只听女人的话,不孝敬祖宗也对父辈亲属和自家兄弟很不尊重。小受用的人,也都是其他邦国的通缉犯,这些人本身就作奸犯科,自然也会为虐于民,这就是我们联军奉天命讨伐他们的根本理由。

  《牧誓》的结尾还明定了赏罚规则,此外阿发还吼了两句“勖哉夫子”给联军将士打鸡血。战役中的表现也确实十分热血,巴人的部队甚至“前歌后舞,以凌殷人”,西土联军杀得“血流漂杵”,确实是给先前被殷人欺凌的西土各邦报了大仇,怕是被文丁关进小黑屋里饿死的季历(周武王的爷爷)的幽灵,看到此景也会大为快慰吧。总之,要报效的对象,天神与祖宗,一个都不能少。不过,天神的意见怎么传达给凡人呢?靠祭司、卜者这类神职人员吗?当然要靠他们,不过,周人有更强烈的民本思想,也不能全靠神官的解释,商人那边,也是自武乙射天以后,神官地位渐渐不如军事贵族了。周人更是不信邪,周武王先前在孟津大会诸侯时所作之《泰誓》,就点明“天视自我民视,天听自我民听”,神,成了民意的代言人,这种思想被他弟弟周公的后人孟子加以阐发,就成了著名的“民贵君轻”思想。倒是武王自己的后人韩非,觉得祖爷爷干的事情就是人臣弑君,大逆不道,认为武王干的就是收买人心、兴兵作乱的事情,韩非这么说,就是为了防止君主身边出现施行恩惠收买人心之人,以实践“利出一孔”之法家式经济制度。此外,牧野之战前,联军进军途中还先后遭遇了三件不吉之事,旗旆被风吹折、道逢大雨路难行,以及占卜时龟背灼毁,对于三事,武王之臣散宜生甚是忧心,以为不吉之兆,不过武王不信邪,先后给出了“天落兵”“天洗兵”“不利以祷祠,利以击众”三次答复,彻底让“天命”为“人命”而代言,这种场景,倒是在同时的希腊世界、中东世界与印度世界都没有出现过的,大概也是由于华夏世界本身就更注重祖先崇拜(对人),所以“人命”也渐渐压倒了“天命”,东土的刹帝利,也早早把婆罗门踩在了脚下。

  大概也是因为武王率先在军事动员思想中主张以人命胜天命,在华夏世界后来的誓词中,也主要强调军事纪律与战斗部署,少言天命之类内容了,鲁公伯禽之《费誓》,秦穆公任好之《秦誓》俱是如此,特别是《秦誓》,秦穆公还借古人之言自我反省,实乃《尚书》诸誓中的一篇奇葩。重视“人命”与“人事”的动员演说辞,最显著的一篇,是《越绝书》所录孔子所作之动员门人抵御齐国陈恒入侵的演说辞,孔子提到,诸侯以相伐为耻(这可能是在延续第二次弭兵大会的华夏世界诸邦和平主义精神),而我们的鲁国,是“父母之邦,丘墓存焉”,这完全是为了动员门徒们保卫自家祖传产业,跟天地神仙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了。而门徒们也表现得热情高涨,颜回、子路、子贡纷纷要表示出马,但是孔子本人却拦住了颜回、子路这两个鲁国土著,让子贡这个卫国人去出头。子贡也果然出手,开启了他游说诸侯以保卫鲁国的行程。毕竟,这个时代,不是先前商汤周武那个仅凭着一腔热血的时代了,子贡的巧言善辩之术,也可以胜过兵戈。与孔子同时并稍晚一点的越王句践,更称得上是一位激励人心的大师,他出门看见气鼓满满的青蛙对他怒目而视,都要伏在车前横木上对青蛙的勇气表示敬意。越人也受此鼓舞,与敌作战一往无前。当然,在日常生活中更是要严明法度,《清华简·越公其事》也记载“王则自罚,小失饮食,大失绩墨,以砺万民”。这种行为也与曹刿认为秉公执法是信用之源的观念一脉相承。《国语》也记述了句践兴兵伐吴的誓词,点明了夫差的罪行是不顾自己的廉耻,却担心手下部众不够多。誓词中接下来的内容就是规定作战任务(有关作战任务的要求,在《越绝书》所录的越语“维甲令”中叙述更详)以及明定赏罚的规则。也是一样没有提什么天意神意什么的,大概是因为越人有深为吴人所辱的民族记忆,这就足可以作为奋力向前的精神寄托,不用神仙帮忙了吧。总之,从华夏世界的高层视角来看,激励人心的思想内容中,表现出了一个神本位逐步退位,人本位逐步提升的过程。

  “誓”这种文体,在进入战国以后,就逐渐衰落了,这大概也是由于当时华夏世界诸邦中吸纳了更多的成分,原有邦国作为宗族共同体的意识逐渐淡化,从技术角度来看,也是因为战国以后铁兵器开始得到大规模应用,降低了武器的成本,兵器不再是“士”阶级以及庶民中的“国人”的标配,自赵简子下令“庶人工商遂,人臣隶圉免”之后,国人野人的分野,也渐渐消失了,随之消失的也是“执干戈以卫社稷”的义务感,毕竟平民头上的国君也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宗族大家长了。先前三百野人只能挺着大木棒子报答秦穆公,到了战国末期,无业游民韩信都能带把宝剑四处游荡了。这也预示着原先以天赐荣耀和明定赏罚以激励人心的方法逐渐失效,必须要来实的了,于是乎“誓”这种文告衰落下去,而魏、秦之军功授爵授田制度大行其道。对于脱离了原大宗族共同体的新兴的自耕农兵士而言,毕竟敌人的脑袋就意味着日后的老婆孩子热炕头,哪有比这还爽的啊。不过,虽然贵族们的精神更唯物主义化了,但是民间则往往对于旧有神灵或“神迹”的信仰有更深的粘滞性。这种行为的表现,莫过于反秦浪潮起动时,陈胜借“篝火狐鸣”制造舆论,与刘邦“斩白蛇”象征“赤帝子斩白帝子”了。义和团之请神灭洋,实质上也与陈胜、刘邦草根精神一脉相承。

  不过,这种种行为,也反映了儒家“礼不下庶人”所制造的困境,就是造就了一个类似于基督教初起时罗马社会人群的精神状态,有识之士虽言神祇之事,不过只当做旧事传闻,统治阶级为皇帝制造个人崇拜,神化统治者以号令群氓,庶民们则什么神奇什么有用就信什么,除了钱财,上下阶级缺乏一致之共同认识。幸而基督教借“三世纪危机”之大动荡,真正站稳脚跟以后,让下层阶级大致达成“尊主的命”之共识,即使是巫术式的收拢人心手段,也要用基督教语言加以粉饰,进而上层阶级也不得不颁布《米兰敕令》,这才勉强达成了“上下同欲”。但是,三世纪的动荡也基本破坏了西地中海地区的经济基础,而且罗马人民的安全也开始仰仗于大批大批的蛮族雇佣军,基督教教会挽救罗马共同体的尝试基本失败了,不过也塑造了新的欧洲。

  除了爵位与田宅这些实际恩惠,在精神领域层面,战国时代的诸侯国也渐渐形成了近似于民族主义的思想。例如屈原就写过《国殇》这种民族主义烈士颂歌,但是,楚人对面的秦人也同样承受过厉共公至孝公时代“诸侯卑秦”的屈辱,加上后勤保障不起俘虏的伙食,这也造成了战国式总体战屡屡制造屠杀的背后动因,一是为了省粮食,二是为了发泄人类施虐或为昔日复仇的黑暗欲望,三是为了恐吓敌方。反秦战争中项羽制造的新安大屠杀,主要动因也是为了复楚人昔日之仇以及安定己方人心。但是,后来,由于中央集权制的建立,“朕即国家”式政体深入人心,“朕”是谁,“我们”是谁不再重要498888王中王。反正有个主子能让人安定过日子就行,所以八路军宣传队进太行山的时候,问老乡“我们是哪国人”,对方竟无以作答,或是有人会回答,“是山国人”。

  总而言之,在上古华夏世界,塑造战前之共同思想,离不开天命激励表示己方除暴安良与明定赏罚以显示纪律两大基础,但是祖先崇拜渐渐淡化了天命的色彩,战国以后的总体战又屡屡造就鄢郢、长平式的大屠杀,就只能靠民族主义式的思想、赏赐和对敌制造恐怖场面来安定军心了,尔后的帝制,又逐渐消弭了战国式民族主义,就只能靠强调忠君报国了。